传说中，三生石能照出人前世的模样，前世的因，今生的果，宿命轮回，缘起缘灭，都重重地刻在了三生石上。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的第三年，那位弱冠之年的合肥书生写下了“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这样意气风发的诗句。四年后这位24岁的书生考中了进士。才气和胆气俱佳的李鸿章的确志存高远，虽然他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内忧外患的时代，在剿灭太平军和捻军的过程中、在和列强周旋的过程中，他主导了中国近代的第一次改革，这次改革在历史书中被表述为洋务运动。老天爷却似乎对李中堂数十年的宵旰沥胆并不领情，它还是让北洋舰队覆灭了，并以这种残酷的方式宣告了李鸿章大半生的努力只是从终点回到了起点。李鸿章的确看到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是天纵英才的他还是无力把握这个大变局。

    当戊戌政变的消息传到谭嗣同这里的时候，谭嗣同把自己的书信、文稿交给了梁启超，嘱咐梁启超东渡日本避难，他自己却决定留下以死来殉变法，他的原话是：“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1898年秋天，谭嗣同被斩首于菜市口，这位湖北巡抚的儿子殁年33岁。

    李鸿章、谭嗣同、梁启超们应该都是有性格的变革者，他们是各自所处时代的躁动不安者，远见和卓尔不群既成就了他们又让他们失败，因为在中国变法总是那么的难。

    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末，中国的大规模变法又一次上演了。不论是洋务运动、同治中兴、戊戌变法、清末新政、预备立宪、辛亥革命、复辟帝制、五四运动还是改革开放、胡温新政这些都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一部分，中国自近代以来，最为不变的就是“变”，变过来变过去，变得快变得急。中国就像一个魔方，在历史老人的手里被拧过来转过去，原先的平衡和花色被不停地打破，表面上乱象丛生、毫无章法。

    如果做一个观众，把中国近现代史摊在面前象过电影一样看风起云涌听惊涛骇浪，笔者想这个观众应该不会对中国的前途悲观，这部电影的冲突无非是东方和西方、传统与现代、专制和民主、国家与个人。中国在冲突中迂回徘徊，为求国富民强必然要革掉旧的变来新的，秋瑾、蔡锷、宋教仁、廖仲恺是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曾国藩、袁世凯、吴佩孚、蒋中正又何尝不是华夏的优秀子孙，一代人只能做那一代人的事情，变法的三生石上都刻着他们的名字，在滚滚洪流中，不停地上演着沉舟侧畔千帆过的活剧。变法的大结局还远没有到来，只不过，当变法从李鸿章那里开始的时候，就注定了中国是要变过去的，是要朝着西方的花色品种拧和转的，否则就没有变的必要了。当然，之所以百年来，中国变的磕碰、变得艰涩、变得嘎吱嘎吱的，是因为中国的传统、专制和国家过于强大，往右拧总会有往左拽的力量在抗衡着，这个例子很能说明——几天前在各级党委宣传部领导下的诸媒体却有意无意地不惜时间和版面地报道着奥巴马入主白宫的选战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