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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讳式治史”的背后 |
“讳式治史”的背后 |
| http://www.nj-lawyer.net 2018/12/14 22:17:55 来源：凯迪 作者: 理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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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雨村开始时是很不明白林黛玉每写到“敏”字时，为何总是要缺上一笔的，待听了“冷子兴演说宁国府”之后，才知道黛玉的母亲叫贾敏，颦儿写字缺笔是在“为亲者讳”。
讳，是中国礼仪秩序中的一大关节。为文时，“讳”的方法大约有两种，一是隐而不言，就是明明知道也不说；其二是改变说法或写法。黛玉的缺笔，就是后一种。写字时故意缺上一笔，在写字的人是明白的，而在读者看来便有些莫名其妙——那简直就是故意地在写错别字，可儒家的礼仪文化就是这样地独特。
曾读到舒芜的《哀妇人》，所写是历史上关于中国女人命运的杂记之类。其中，舒芜提到了张巡。在正统的史书上，张巡是舍家保国的英雄，安史之乱时，他率兵镇守睢阳，直至阵亡。但现在则看到了张巡的另一面，他在睢阳被困数月，粮草殆尽，最后便默许士卒屠杀城中妇女以充军粮，所食人口约二三万人。
又读到一篇记述张献忠“事迹”的考证文章，文中引用了许多史料，比如据史料记载，张献忠进入四川时，有人口800万，但到清朝打败张献忠，经过官兵与叛军两面的杀掳，四川只剩下了不到50万人。欧洲传教士利雷斯和安文思合写的《圣教入川记》中称，张每日杀人一二百，为时一年又五个月，累计杀人10万。清代彭遵所写的《蜀碧》中，对张的屠蜀也有记载。张献忠是有些以杀人为乐的，杀起人来，是他不喜欢的人杀，喜欢的人也杀。张在四川开科取士，得一状元，十分喜欢，但很快就将其杀掉了。他对随从说：我很喜欢这个状元，一刻也舍不得他离开，还不如杀了他，免得为他牵肠挂肚。
读过这两则“野文”，吃惊是自然而然的，一是没想到我们五千年文明史上竟有这样嗜杀成性的人和以人肉为食的事，二是这些早已过去了数百上千年的史料，普通的史书上竟没有写过，——成功地“讳”掉了。儒家文化中确是有“为亲者讳、为尊者讳、为王者讳”的诫条，但从后代治史者的角度上说，上述的二张都算不上是治史者的亲、尊、王，可还是把他们做过的一些事“讳”掉。这样的治史，不妨名之为“讳式治史”。
记得作家王跃文在《权杖与华表》一文中讲过一段趣闻：在普希金时代的俄国，有贵族提议让全国的农奴统一制服，以便于让贵族们很方便地看出谁是农奴。但这个提议被沙皇否决了，因为沙皇担心，一旦让全国的农奴们穿了统一的制服，农奴们会发现原来他们的人数是如此之多。这使我想,一件事情，站在不同的角度看，景象就是这样的不同。一个“制服问题”，贵族们想的是可以一眼就能看出谁是农奴，哪个农奴再敢对贵族无礼；皇帝看到的则是农奴们可能会由此而发现自己竟是多数；而在农奴们呢，依照皇帝的担心，则可能是由此发现“人多可以势重”。
如用这样想事情的方法来想一想我们的“讳”，原因可能有二，一是怕，二是尊，但归根结底还是怕。比如对张献忠，“讳”过之后他是反封建的英豪，后人莫不钦仰。可倘是写出真实来呢？人便会发现，这英豪原是嗜杀成性的魔王。再以明清为例，对明末江南的抗清人士，清初是“讳莫如深”的，谁要写他们的事，便要杀头。1661年（顺治十八年）所办的庄廷龙案，便因刊刻《明书辑略》，被祸七百家，杀头上千人。像江南少年才子夏完淳那样的明末抗清者，诗文中是绝不可提及的。但到1776年（乾隆四十年）时，夏完淳等882人则又被通谥为“节悯”，给予他们表彰了。忌讳他们时，是担心别人模仿作乱；而尊崇他们时，则是需要臣子万民有忠于朝廷的精神了——内里也还是怕。可就史书来说，这又讳又尊的历史，看上去是治史者心思细密，精心涂饰，无所疏漏，但结局，却是失去了真人与真事。有着“以历史为宗教”的中国，以如此历史书教人育心，结果又当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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